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和社交媒體時代，國家的智庫國際影響力是一個國家對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智庫從本質上說是指由多領域專家組成、為決策者出謀劃策處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科技等各方面問題的戰略與政策研究機構，是提供最佳思想、理論、方法、策略和方案等的決策咨詢機構，是影響現代政府及各類機構決策和推動社會發展的一支重要思想力量，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智庫強國美國，早已將智庫視為國家立法、行政、司法、媒體之后的“第五種力量”。智庫不僅在美國政治體制及國家運行中發揮著特殊的重要作用，而且在國際傳播和國際話語體系的形塑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在國際上傳播美西方意識形態、塑造美國形象、左右國際輿論和話語權的關鍵思想力量。美國的強大，其智庫的強大是一個重要標志。而美國智庫的強大，有賴于其自身的實力，其收集、發布信息并對受眾產生影響的能力，即傳播力強大是重要決定因素。

中國智庫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升國際影響力問題是我國新型智庫建設不能回避的重大問題。目前，在數量層面上中國已然是智庫大國，但據2021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研究項目組（TTCSP）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顯示，中國2020年的智庫數量雖位居世界第2，但僅有8家智庫進入“全球頂級智庫百強榜單”，與有影響力的美歐國家智庫相比，依然存有較大的差距。因此，提升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力是不容忽視且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其已經上升為新型智庫建設的國家政策層面問題。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對外傳播能力和話語體系建設，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明確要求。對于提升智庫國際傳播能力，舉辦或參加國際會議、吸納海外人才等這些傳統的智庫國際傳播力提升方式需要繼續推進，而日益增加的眾多社交媒體平臺所勾勒出的“網絡新世界”也是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力提升、影響力塑造不可錯過的良機。那么，如何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環境提升中國智庫的國際傳播力是需要討論的問題。一些學者已經針對該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部分研究在探討中國智庫的國際傳播問題時，將“社交媒體”作為提升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力的一種策略來進行敘述，而這部分成果未能開展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另一部分研究則分析社交媒體環境下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力或影響力的提升問題，這部分研究已將“社交媒體”作為獨立的視角，分析國內外智庫的社交媒體國際化傳播現狀和影響力，強調社交媒體對于智庫國際傳播的重要性，這也是本文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綜上，本文將從宏觀角度分析社交媒體時代給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帶來的機遇，從微觀角度分析中國智庫與國際知名智庫在利用國際社交媒體進行對外傳播方面的差異，進而結合中國情境提出社交媒體時代下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力提升的有效路徑。

社交媒體時代中國智庫國際傳播的戰略機遇

世界大變局中智庫需要發揮重要的傳播引領作用

思想創新力是智庫核心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的關鍵要素。智庫作為獨立的戰略與政策研究組織或咨詢機構，專注于開展戰略研究、政策分析并提供政策建議，以影響決策制定和公共政策的發展。因此，智庫是學術界與管理界（決策治理界）之間思想和政策的中介咨詢機構，智庫的本質在于為決策者、政策制定者、學者和公眾提供有關重要問題的專業知識和深入見解，以支持決策制定和問題解決。其中，智庫扮演著知識轉化、思想創造、方案設計、傳播中介等重要角色，尤其是作為傳播中介，智庫發揮著聯系管理界（治理體系）與學術界（知識體系）的橋梁作用和中介機制（圖1）。生產專門知識是知識生產機構的使命，而智庫機構的使命則是充分利用專門知識來生產思想政策，利用1對1教學學術界的知識來解決管理界的問題。基于學術界知識的戰略、思想、政策與方案的創新力，是智庫的重要能力和核心競爭力，特色新型智庫提升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是建設決策咨詢核心業務能力體系。

傳播是智庫機構的重要有機功能和影響力競爭要素之一。智庫機構承擔著戰略趨勢研究、政策咨詢研究、戰略政策分析、社會思潮引領、社會輿論引導、智庫“二軌外交”、人才旋轉平臺、戰略人才培養大學校等主要功能，這些功能共同構成了智庫機構的功能生態體系，傳播也應是這一功能生態體系中的關鍵有機功能。智庫影響力發揮著戰略決定作用，而影響力的發揮則需要“傳播”進行塑造。但是，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發展和數字技術賦能，人類社會正向智能社會轉型，各種智庫型機構和類智庫機構層出不窮，戰略與政策研究咨詢影響決策已非傳統智庫的專屬業務領域，傳統智庫的影響力正被高度稀釋和分化，如何守住影響力成為傳統智庫機構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

世界大變局時代呼喚智庫發揮大作用，研究和傳播世界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案、正確引導世界輿論是世界大變局時代智庫應擔當的使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深刻演進，主要呈現為世界格局（結構）、國際秩序（規則）、科學技術（生產力）、發展范式（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文明形態）、社會階段等的深刻變革。其中，科學技術之變、中國全球化發展崛起之變是關鍵變量，二者密切相關、相互交融、相互促進[13]。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形勢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世界、時代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之際，世界的動蕩調整和秩序重塑必然是一個漫長的時期，誰是意見領袖？誰是秩序推手？這無疑賦予智庫極其重要的歷史使命和研究任務。在世界格局、秩序、規則等深刻重塑的大調整過程中，面向全球治理和人類社會進步，智庫應當發揮特殊的戰略規劃者、制度和政策方案設計者、國際輿論引導者、“二軌外交”者等特殊和專門的角色。然而，智庫如果沒有強大的對外傳播能力，其影響力必然有限，提升智庫的國際傳播能力是智庫建立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措施。隨著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深入演進和中國全球化的發展崛起，中國必須擁有與國家發展進步階段、發展提升的國家地位和水平、發展提升的世界影響力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和負責任大國形象，其中智庫發揮自身優勢建構的國際傳播能力不可忽視。

智庫既是政府治理體系的支撐力量，也應當成為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建構和國際主流輿論建設的主導性正能量。在當前環境下，操縱媒體、影響輿論的“宣傳沙皇”現象應當引起高度重視，尤其是美西方資本滲透和控制全球媒體以影響國際輿論等現象需要高度關注。例如，美國傳播研究中心旗下雜志MRC Business在2022年底至2023年初期間連續發布一系列報告指出：索羅斯賄賂、收買了各國共253家媒體機構（包括所有美國媒體巨頭及54名有影響力媒體人）來影響全球媒體，宣傳其怪誕的開放社會議程（bizarre “open society” agenda）；以及在2016—2020年出資1.31億美元，以影響媒體工作中的內容重點。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環境下，操縱媒體和影響輿論現象變得更為隱蔽和棘手。如何發揮智庫的傳播引領作用，成為國際秩序推手和意見領袖，在國際舞臺上發揮重要影響力，也是智庫機構面臨的一項挑戰。

我國智庫亟待強化國際傳播的重要戰略使命

全面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加快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是我國智庫應當承擔和強化的重要戰略使命。國家對增強智庫的國際傳播能力給予了高度重視。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際舞臺上發出中國私密空間聲音，迫切需要發揮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鑒中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對外傳播能力和話語體系建設，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第30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講好中國故家教場地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利用重要國際會議論壇、外國主流媒體等平臺和渠道發聲”等，對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給予了高度重視。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國家“十四五”時期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規劃》強調：“要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著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決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國際影響力的新型智庫，為推動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升國家軟實力提供支撐”。

作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當不斷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掌握國際傳播規律，提高傳播藝術，采用精準傳播方式，面向不同受眾分別采用全球化表達、區域化表達、分眾化表達等各種傳播方式，持續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

我國智庫在社交媒體時代迎來國際傳播新機遇

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呈現出鮮明的新特點，影響力傳播由線性模式發展為交互模式，可推動智庫國際傳播效果低成本化和最大化。經典傳播理論中的5W理論[14]認為傳播過程是一種線性傳播模式，包含傳播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傳播受眾、傳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但在社交媒體環境下，信息傳播具有了新的鮮明特點（圖2）：傳播主體多元化，信息生產者同時也是信息消費者；傳播過程交互性，社交媒體拉近了信息生產者和信息消費者間的距離，二者可以實時互動交流并得到反饋；傳播內容分享化，借助于飛速發展的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等網絡通信技術和智能手機等先進設備，信息傳播可以實現即時化、瞬時化，不受時空制約，傳播范圍更廣、更遠；傳播行為個性化，在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生產者和信息傳播者的大數字信息環境下，個人擁有了信息權力，傳播行為極具個性化特征。因此，社交媒體環境下，傳播過程的五大基本要素，從線性傳播模式發展為復雜的交互傳播模式，其相關關系可以圖件形式簡明展示（圖3）。

社交媒體發展極為迅速，為智庫影響力國際化傳播提供新的強勁渠道。根據Similarwe網站對熱門網站的排名數據顯示，2024年2月全球訪問量最大的前10位網站中（表1），社交媒體占5個。Statista網站數據顯示，根據2024年1月的活躍用戶排名，在全球最受歡迎的社交媒體的前15位中（表2），有8個社交媒體來自美國（Facebook、YouTube、WhatsApp和Instagram等），6個社交媒體來自中國（Tik Tok、微信、抖音、微博、QQ等）；Facebook的月活躍用戶最多，達到30.49億。

總的來說，智庫可以借助社交媒體平臺，利用社交媒體信息傳播的新特點和廣泛的傳播群體及信息用戶，開設各類社交媒體賬號，借助文字、圖片、視頻等多媒體形式在國際舞臺全方位和多層次發出中國聲音。

社交媒體時代中外智庫國際傳播的比較

社交媒體開辟了智庫傳播的新強勁賽道，駕馭社交媒體平臺的能力成為智庫的重要能力。傳統上，很多國家特別是強國、大國的智庫，不斷通過設立海外分部、舉辦或參加國際國內會議、吸納海內外人才、發表對國際國內熱點事件的聲明、發布高影響力的戰略研究報告、創辦國際化語言網站等方式，謀求提升智庫的傳播力，進而提升其影響力，充分發揮智庫這一傳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優勢。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傳播呈現出“平民化”“零成本”“社交化”的鮮明時代特征，所謂“再小的個體，都有自己的平臺”。近些年，國內外以微博、微信、抖音、X、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為代表的社交媒體開創了人類交流工具和方式的革命性改變，大大分散和降低了傳統“權力媒體”“精英媒體”的傳播權力。人們可以隨時在這些平臺上生產、發布和共享信息內容，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應的，社交媒體也逐漸成為很多政治活動開展與討論的重要網絡輿論和意見空間，政府部門無不進駐和活躍在社交媒體平臺，并將其廣泛應用于政治傳播與社會治理中。例如，政府通過社交媒體加強與公眾的交流與互動，政治人物通過社交媒體傳遞信息、宣傳和傳播政治立場，一些重大、重要的政治事件被全網性直播等。而智庫作為政策過程中憑借專家智慧和思想創新知識來影響政府治理和政府政策的重要參與者，其必然成為社交媒體平臺中不可或缺的信息傳播主體之一。

國際傳播是一種跨越國家、政治、文化和經濟界限的交流或互動，由國家、群體和個人相互依存所促進。國際傳播包括由外向內的傳播和由內向外的傳播。社交媒體為智庫的國際傳播提供了新的路徑，中外智庫均未缺席這場數字信息革命，在一些有影響力的社交媒體平臺中能夠看到它們的身影。歐美國家的眾多智庫以X、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國際主流社交媒體平臺為主要宣傳陣地，國內智庫則主要借助微博、微信公眾號、頭條號、抖音等中國頭部社交媒體平臺擴大自身影響力。黨小樹屋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2015年中央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以來，國內智庫在專業化發展和社交媒體領域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尤其是在國內社交媒體平臺擁有較廣的傳播范圍和較高的影響力。

智庫的國際傳播是“走出去”在國際媒體平臺上傳播，而不是在國內媒體平臺上傳播。中國智庫要增強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就必須實施“傳播走出去戰略”。傳統主流媒體上可以傳播，但傳播空間不大；更重要的是在社交新媒體平臺上去傳播，以拓展潛在的巨大傳播空間；同時，到國際主流媒體、社交媒體等各類媒體平臺上，即必須到國際（外國）媒體上去傳播，用國際上可以聽得懂的傳播話語體系去傳播、去小班教學競爭、去比較、去影響國外受眾，發交流出中國聲音，開展由內向外的“輸出型”傳播，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傳播空間拓展有限的國內傳統主流媒體和傳播空間拓展潛力很大的國內社交媒體平臺的“內銷性”傳播。相比較而言，美國高度重視國際傳播，媒體傳播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美國以政府暗中資助的各種基金會及美西方資本等形式收購他國的媒體平臺（特別是社交媒體平臺），不遺余力地傳播美西方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他國不斷發動“顏色革命”，而且不乏成功案例，如烏克蘭沖突等。因此，觀察智庫的國際傳播，就必須觀察智庫利用國際化媒體平臺開展對外傳播的能力。越來越多的事例無不有力地證明，在社交媒體時代，誰有效地控制了國際社交媒體，誰就有效地掌握了國際話語權和輿論權，這就是本文強調和分析的問題重點。基于本團隊最近的研究及前人已有研究發現[9,26]，中國智庫在利用國際社交媒體開展對外傳播方面與國外知名智庫相比，依然有較大的差距。

中外智庫國際社交媒體平臺入駐情況

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TTCSP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20》中“利用社交媒體和社交網絡最佳智庫”排行榜上的86家智庫為例，對比中外智庫“入駐”國際社交媒體平臺的情況。 從開通社交媒體平臺的智庫數量來看，中國僅部分智庫“入駐”國際社交媒體平臺，而國外智庫已將國際社交媒體平臺作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從社交媒體平臺開通時間來看，國外智庫開始部署國際社交媒體戰略集中于2009—2010年，與社交媒體處于繁榮發展期吻合；中國智庫開通國際社交媒體媒體賬號時間相對較晚，集中于2015年之后，整體反應較遲鈍。 從社交媒體矩陣布局來看，國外智庫多入駐X、Facebook、YouTube、Instagram、Flicker等多元化、異質性國際社交媒體平臺傳播信息，可以讓不同類型的受眾在不同屬性的平臺中溝通和交流，傳播范圍較廣；3家上榜的中國智庫，僅在個別國際社交媒體平臺開通賬號，智庫信息能夠傳播的對象相對較為單一化。

中外智庫國際社交媒體信息發布特征

美國擁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智庫集群，是智庫數量與智庫影響力都最為突出和強大的國家，基本上掌握著國際各類話語權，主導國際輿論和國際是非觀，可將其作為國外智庫的典型代表。在2022年7月進行統計并分析的2021年中國智庫和美國智庫在國際社交媒體平臺X中信息發布情況：在發文量方面。美國智庫保持較高的總發文及日均發文數量、賬號活躍度較高，中國智庫發文積極性不足，甚至存在年度零發文的情況，這與中國智庫在運用國際社交媒體方面存在障礙以及部分智庫對國際傳播的重視程度薄弱有一定關聯。 在發文時間方面。美國智庫與中國智庫表現相似，美國智庫集中發文主要在當地時間8—17點，中午時間是發文的高峰期，中國智庫集中發文時間主要在當地時間9—20點。在議題設置方面。美國智庫以發布智庫機構研究觀點為主、機構動態為輔，不僅關注本土性的話題，在氣候變化、公共安全、糧食安全等國際性議題中也發言較多，中國智庫則重點關注本土話題，以機構活動動態、機構活動邀請嘉賓觀點和研究內容為主，對國際性議題的關注相對較少，基本不涉及國際政治和經濟等重大問題；此外，美國智庫關注的議題范圍較為廣泛，且不同類型智庫關注的議題區分度較高，而中國智庫關注的議題范圍較為狹小，不同智庫關注的議題重復度較高，缺乏一定的凸顯度和區分度，有“人云亦云”的情況出現。總的來說，中國智庫在議題設置方面的顯著局限性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響了其國際傳播力與國際話語權。

中外智庫國際社交媒體受眾交互特征

智庫通過國際社交媒體傳播信息，其目標之一便是擴大受眾范圍，從而提升其影響力。那么，受眾交互情況則反映了智庫借助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的效果，這里依然將中國智庫的受眾交互特征與美國智庫進行對比。社交媒體賬號粉絲量。美國智庫受關注程度遠超中國智庫。例如，據2022年7月份的統計，《全球智庫報告2020》的“全球頂級智庫百強榜單”和“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頂級智庫榜單”中美國智庫在社交媒體平臺X粉絲量最高達60多萬，最低為1萬多，而中國智庫最高僅為1萬多，相對而言美國智庫有較雄厚的國際社交媒體用戶基礎。用戶與智庫社交媒體的信息互動。評論、轉發、點贊/喜歡、分享等是常見的方式，以X為例，中美智庫的用戶均會對感興趣的推文進行評論、轉發和點贊，但其偏好程度總體表現為點贊、轉發、評論依次遞減的情況；在推文評論率、轉推率和點贊率方面，中國部分智庫與美國智庫差距不大，說明中美智庫均能一定程度上引起用戶討論，而再分析其推文的平均評論、轉推、點贊的數量，中國智庫與美國智庫存有顯著的距離，說明中國智庫的推文雖能引起用戶的討論，但討論的深度不夠。

中國智庫現發展階段國際傳播局限性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觀察我國智庫的國際傳播特點與作為，已有少數智庫在國際傳播、國際影響力塑造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和嘗試，如國內領先的社會智庫全球化智庫（CCG）、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RDCY）等[27]。總體來看，我國智庫國際傳播的現狀可以簡要概括為：在思想上，對國際傳播重視程度明顯薄弱，愜意于國內發展生態與影響力，在國際傳播方面涉獵較少；在戰略上，鮮有智庫國際化發展思維和戰略，體制內的主要智庫的運行模式為行政化管理的思維取向，僅有極個別社會智庫追求國際化發展；在行動上，受限于缺乏發展認知（智庫機構負責人的知識視野眼界）、戰略規劃（國際化發展戰略規劃）、傳播措施（社交媒體時代的適應性能動性傳播策略）、傳播內容（智庫的前瞻議題設置和高質量思想產品）和傳播人才（具有全球化話術的外傳人才）等，少有國際化的傳播行動與傳播作為，主要體現在國內智庫入駐國際社交媒體平臺數量少、發文積極性不高、議題不夠廣泛、用戶交互程度不高、不屑參加國際思想交鋒論壇、較少發出中國聲音。以上這些使得我國智庫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智庫外交與國際化網絡，也難有國際傳播聲音與影響力。加強我國智庫國際化傳播能力建設，無疑任重道遠。

社交媒體時代中國智庫國際傳播力提升路徑

社交媒體的快速崛起，尤其是國際化社交媒體的發展，為智庫國際傳播力的提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一些國際知名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蘭德公司（RAND）等，均充分利用國際化社交媒體這些新型傳播渠道擴大自己的國際傳播力，并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我國智庫國際化傳播能力建設，既是時代賦予的使命任務，又是必須正視交流和重視并解決的明顯發展短板。社交媒體環境下的信息傳播具有新的鮮明特點，為我國智庫國際傳播力的提升提供了契機，國內智庫機構應把握住歷史機遇，通過多種有效途徑來提升其國際傳播力。

將智庫國際傳播能力視為核心業務能力體系重要組成部分

智庫能力是其在國家治理中對公共政策過程的影響力，智庫的業務能力體系以思想力人才和思想力產品為核心，涵蓋多個部分，包括開放型研究平臺體系、核心研究團隊體系、研究咨詢項目體系、專業學術論壇體系、大數據知識平臺體系、成果產品體系、決策用戶網絡體系等。在智庫的核心業務能力體系中，必須將社交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其中的重中之重是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作為重要組成部分（圖5）。據前文分析，在思想上和戰略上，國內智庫普遍存在國際傳播認知不足和意識薄弱的問題。因此，我國智庫首先應給予智庫國際傳播力足夠的重視，將智庫國際傳播能力，尤其是借助國際社交媒體平臺進行對外傳播的能力，納入其核心業務能力體系的組成部分。相應地，通過社交媒體傳播體系，便可以擴大智庫研究咨詢成果的宣傳范圍和影響力。

構建并增強智庫“思想—資源—信息—傳播”四大關鍵網絡

智庫研究管理的行為主體主要是政府以及社會管理性組織等，行為主體的所有行為都包含在其社會關系中。因此，智庫要研究社會關系、服務有關秩序構建，也需要編織促進智庫影響力發展提升的社會關系網絡。總體而言，國內智庫的高質量發展和高影響力塑造，需要構建“思想—資源—信息—傳播”四大關鍵網絡。思想網絡是指國內外同行研究專家網絡。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其建立由來自24個國家共32名專家組成的專家咨詢委員會，并在中國、印度、多哈等建立了海外中心，組建起匯集300多位頂尖專家的同行研究專家網絡，為布魯金斯學會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囊支持。資源網絡是指政府部門與社會機構等智庫服務的主要用戶網絡。資源網絡的建立可以幫助智庫更為便利地獲取相關社會資源。信息網絡是指專業特色大數據信息網絡。該網絡的構建可以為智庫決策咨詢方案的制定提供充分、專業的系統性數據支撐。傳播網絡是指社交媒體環境下的營銷宣傳網絡。該網絡為擴大智庫的社會影響力提供媒介渠道，是智庫影響力塑造的關鍵支撐。社交媒體傳播網絡既面對著傳播零成本化、信息權利分散平權化的時代機遇，也面臨著信息用戶獲得信息渠道極大拓展、智庫影響力傳播競爭加劇的必然挑戰。除了利用如報告、期刊、會議、機構網站等傳統的宣傳、傳播手段，應制定社交媒體/融媒體戰略，充分利用國內外社交媒體平臺進行傳播，借助人工智能（AI）技術進行精準傳播。

實施社交媒體環境下的組合戰略以提升智庫國際傳播力

社交媒體環境發展和傳播競爭日益激烈的形勢下，智庫國際傳播力的提升需要組合戰略作為支撐，具體包括以下8個方面。國際化戰略：國內的主力智庫應制定“走出去”的發展戰略規劃，通過設立重要的海外分支機構，在全球話語中心區域布局，解決中國社科學者“百萬大軍”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開放化戰略：實行主動性開放發展，積極融入國際智庫“朋友圈”，國家高端新型智庫更應該在“有利有節有序”開放化發展戰略上前瞻謀劃，為中國式現代化營造良好的國際發展環境，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國內的“一畝三分地”。學術圈戰略：開展“以我為主、由我主導”的常態化學術交流，創建“以我為主”的國際化的智庫“達沃斯”論壇，主動參與國際思想交鋒論壇，發出中國聲音，傳播中國主張和方案。“朋友圈”戰略：智庫特別是國家高端新型智庫等要設立國際合作研究部門和研究項目，開展國際共同關注議題的合作研究，通過人員和項目合作等形式，與國際智庫開展機制化學術合作，構建合作網絡，廣泛結交“智庫朋友”。思想力戰略：智庫機構要建設思想力人才有用武之地的智庫文化，而不是官本位和行政主導的文化，以思想力人才主導高水平內容創作和思想創新，著重產出高傳播力的高影響力智庫成果產品，產出“王者內容”是傳播的根本支撐。宏議題戰略：智庫特別是國家高端新型智庫要有國際視野和世界眼光，要注意關注國際性和區域性重大重要議題，通過設置區分度高的議題和國際話術，引領國際重大重要議題發展，體現中國智庫的責任和擔當。社交媒體戰略：建立包括微信公眾號、微博、短視頻平臺、頭條號、音頻分享平臺等在內的社交媒體平臺矩陣，實施訪問外網申請備案制，積極入駐國際頭部社交媒體平臺，利用社交媒體技術駕馭社交網絡。紅播主戰略：制定有效和高效的社交媒體國際傳播策略、傳播機制與國際化傳播人才培養戰略，培養社交媒體傳播的達人和網紅播主，如2024年2月9日采訪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塔克·卡爾森電視網的創始人塔克·卡爾森，成為社交媒體時代智庫的網紅發言人。

（作者：張志強，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 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陳秀娟，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共享會議室學院；韓曄，北京外國語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